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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战犯笔供背后的故事

2019-08-08 13:49   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只我个人记忆即杀害了5470名中国人民,烧毁和毁坏中国人民的房屋18229户,其实际数字很(可)能还多。”发黄的统一规格老旧信纸上,蓝黑色钢笔自右至左竖排书写着规整的文字,这是一个名为铃木启久的日本人亲笔写下的,他是当年侵华日军的陆军中将,第117师团长。作为此次中央档案馆在网上公布的第一份侵华日军战犯笔供,这份1954年写下的罪行供述已尘封了60年之久。

  今年7月3日,中央档案馆以每天一人的形式在网上陆续公开45份《日本战犯的侵华罪行自供》,战犯亲笔写下的日文原件及汉语译本手稿均无删节公开。这45人全部在1956年夏天的侵华日军战犯审判中因罪行极为严重而被判刑,而他们背后则是1062名侵华日军战犯群体,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是1945年被攻入东北的苏联红军俘获的,在1950年被遣送中国。

  “其实这1062名侵华日军战犯每一个人都写了认罪笔供,这些笔供中国档案出版社曾经汇编成册,一共有6大本。”专门研究“九一八”历史的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会副会长王建学教授,10年来一直关注着这些珍贵史料,他表示,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远不止此次在网上公布的部分。

  王建学2006年起开始筹划建立沈阳审判日军战犯旧址陈列馆,其间多方查找相关史料的下落。1956年战犯审判结束后,包括此次公布的战犯笔供、法庭文书、证人证言以及物证和审判全程的录音录像都由中央档案馆保存,而公安部档案馆和辽宁省公安厅档案馆分别保存着这些战犯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留下的资料。

  王建学相信史料是会说话的。每一个战犯在新中国都经历了难以磨灭的心理历程,来的时候,他们是心中只有天皇的军国主义者,而离开中国时,他们找回了自我和良知,怀揣着忏悔,把自己的后半生献给了反战和推动中日友好的事业里。

  这一切都是从1950年开始,那一年他们再次踏上了这片被自己侵略过的土地,住进了当年自己建造的监狱里。他们惶恐着,不知道在这个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中国等待他们的将会是什么。

  从黑龙江边境上的抚远县向东北方向不远,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交汇的地方有一座名为哈巴罗夫斯克的小城市,而东北人习惯管这个地方叫做伯力城。伯力是满语,意为“豌豆”,这曾是清朝的领土。1950年,末代皇帝溥仪被关在这里,同时关押的还有969名日本战犯。

  这一年夏天,他们被集体押上了货车厢改造成的囚车,列车停在了中国边境小镇绥芬河,在这里等待他们的则是一辆绿色的旅客列车,4天后,他们来到了抚顺。

  在抚顺战犯管理所门前,战犯藤田茂看到大村忍吓得“面如土色”。他后来曾在日记中回忆,这里正是日本关东军为了中国抗日志士于1936年修建的监狱,而此时反倒用来关押自己。大村忍则是这座监狱的前典狱长,在这里的牢房、天天彩票论坛,刑场、审讯室里,大村的手上曾沾满鲜血。藤田茂说,当时自己感到的是一种莫大的讽刺。

  和铃木启久军衔相同,藤田茂也是日本陆军中将,第59师团长,战犯中他昔日的部下为数众多,围绕在他身边的岛村三郎、濑谷启等人曾是抚顺战犯管理所中最顽固的战犯,他们此时没有半点悔罪之意,而是怀揣着效忠天皇和武士道精神,开始了漫长的对抗。

  上世纪50年代的媒体在记述这段对侵华日军战犯改造历程时,使用了一个词——“新中国式改造”。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无论是被关押的战犯还是工作人员,对这个词的理解都混杂着血泪的记忆,五味陈杂。

  当年曾在这里工作过的老人回忆,由于战犯的反抗和对侵略者的仇恨,战犯管理所的很多工作人员早期难以克制这种强烈的情绪。炊事班不愿意给“仇敌”做饭,医务人员一度认为自己是在“给恶狼疗伤”,面对这种情况,一直避谈自己家人的孙明斋在开会时跟所有工作人员讲了自己的故事。当年的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孙明斋是山东海阳县人,青年时代曾亲眼目睹全家在大火中被日军灭门,而此时,他必须让自己放下记忆中的仇恨。

  孙明斋说,他知道大伙想不通,其实自己最开始也想不通,但是周恩来总理对他说:“20年过后再来看我们现在做的工作,就能明白其中的意义和价值。”孙明斋说,自己相信这些战犯一定可以被改造。当年的工作人员如今在世者都记得孙明斋说的一个比喻:“我们现在克制、牺牲自己的感情,这也是一种战斗,就像当年在战场上和小鬼子拼刺刀。这些人当年全副武装时各位都没害怕过,现在改造他们的工作又有什么可为难的呢?”

  自此之后抚顺战犯管理所拟定了分化对待的方略,将战犯中已有悔罪意识者与顽固分子分开,而藤田茂、岛村三郎等最为顽固的则进行单独关押。

  对于抚顺战犯管理所,岛村三郎是熟悉的,这里和日军侵略时期的众多监狱一样,在他的常识里,港彩第一开奖直播,“单独关押”便意味着“折磨”和“处死”,但之后一周时间过去了,除了每天都重复的工作人员要求自己交代罪行和自己机械式的拒绝外,什么都没有发生。同时岛村发现,自己越是闭口不言,就有越多的证明自己罪行的材料出现在面前,甚至包括自己当初亲笔写下的报告书。

  半年多的单独关押期间,越来越多的材料被翻译成日文装订,到最后,摆在岛村三郎面前的已是3大本案卷,摞起来足有40厘米。这里面是300多人提供的材料和证据,最后他光看完这些材料就用了9天。这期间岛村接到了妻子从日本寄来的信,得知数年前自己的儿子死于车祸。那个夜晚,管教员崔仁杰陪他在牢房里坐了整整一夜,两人透过焊着栅栏的铁窗看着月亮谈心。

  “直接或间接死在我手里的中国人民至少有6000人,也许还远远不止这个数字吧……”多年后岛村三郎在自己的《从中国归来的战犯》一书中记录了他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日子,单独关押的时候,那些控诉自己的材料中的内容不停地在梦中出现。

  他想起了自己指挥部下在冰天雪地中枪杀30名抗联战士;想起了指挥活埋俘虏、亲手砍杀无辜百姓、甚至将其活活烧死时的惨叫声;想起了众多被塞进卡车送给731部队做活体实验的人们……

  一天早晨,岛村悄悄塞给隔壁关押的藤田茂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深感羞耻,我已改变想法,准备写材料了。”藤田茂在这张纸条上回复:“如果你写,那么我也写吧。”

  曾几度试图自杀的藤田茂数天前才从家人的来信中得知,他的姐姐和另外5个亲人死于广岛的爆炸,他的故乡广岛县也永远地被从地图上抹去了。